（《孟子字义疏证》，第21页）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

不过，有点荒诞的是，韩非子自己似乎就是个爱国的贤能。饥荒之年，物质已然匮乏。

在这一点上，反而是韩非子对人性更乐观一些。当然，与韩非子在其他地方明确或隐含地表达出来的观点不同，上述例子意味着，民众有时候会在面子或者哥们义气的驱使下，忽略基于利害的理性计算。但这不是因为儒家所说的尧舜的道德感召力，而是民众本来就不争。这一辨析对广义的功利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启发是建立在一个功利主义上的国家体系，更应该关注减少人类共同承认的痛苦，而非增进在认识上更加多元的快乐。上面的这种人性图景，与《韩非子·五蠹》对上古的描述，也是一致的。

但这样富裕后好吃懒做的民众，还会威胁国家的强盛乃至安全。(同上) 实际上，《解老》篇里提到的这种天生的、不求名誉与回报的关爱他人的本性，在《韩非子》的其他地方，也得到了明确认可。[10]人们在读《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时，则对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孟子·尽心上》）在论述文化早熟时，梁先生从心出发，把是否用心思考作为区别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重要标准。作者系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 进入专题： 梁漱溟 周孔之教 中国文化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

各大宗教亦莫不各有其礼，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引起凶残争惨祸。[11]其实，论述周孔之教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的关系，既是探索中国文化特质的需要，也是寻求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时代要求，即实现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目标。

只是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18]孔子虽未对固有的宗教提出否定，但他从道德教育入手，启发弟子之理性，进而信赖理性，从而使中国人逐渐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桎梏，剔除了原有宗教中非理性的障蔽。他说：我们所叙孔子走双路和礼乐等制度其以理智运直觉而行，亦既甚明。由于生活的样法不同，生活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亦不同。

[2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一、周孔之教与伦理本位 所谓的周孔教化，就是指周公和孔子的礼乐教化。这也是中国所走周公、孔子之路代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方向的基因。他说：我们走这条路是怎样走上去的呢？……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

中国文化从理性出发，也使其成为无对的文化，这是区别于西洋文化的有对的另一标准。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

特别是民有、民享、民治三点中，缺乏民治（by the people）之一点。[25]尽管如此，有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质疑梁漱溟先生等人的观点。

一句话总括：中国非无民主，但没有近代西洋国家那样的民主。[3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258页。虽然梁先生认为，中国之所以出现道德代宗教现象，关键是在孔子，但他也没有否认周公之礼的重要性。至于途术呢，则中国自古有‘以孝治天下之说。自世界大交通以来，西洋势力和西洋文化的东来，给千百年来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

[23]换句话说，未来世界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将是以周孔教化为底色的伦理文化的世界。[3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

如我夙昔所说，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由此而生。

民国时期有不少学者也认为中国人的宗教意识较弱，其先驱是梁启超先生。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如孔子弟子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如果孔子单纯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事情就此结束了，但他还评论道：小人哉，樊须也。但《荀子·礼记》以述为作，加以澄清，与之以新意义，使之由宗教变而为诗。

彼此以对方为重而放轻了自己，那不是容易的事，亦不可能一切以此为准则。其自古相传未断之祭天祭祖，则须分别观之，在周孔教化未兴时，当亦为一种宗教，在周孔教化既兴之后，表面似无大改，而留心辨察实进入一特殊情形了。

随一个人年龄和生活之开展，而渐有其四面八方若近若远数不尽的关系。虽然冯友兰先生曾对梁漱溟的孔子的路周孔之教提出过严厉的批评[19]，但他同样认为周孔之教影响下的儒学已把古宗教仪式转化为理性之礼，他说：《荀子·礼记》早已将古时之宗教，修正为诗。

而以家族生活偏胜的中国，演变出伦理社会，使其后天缺乏西方的政治其事和法律其事。不过在那时这古圣人的安排事实上是难行的，行也维持不久，或形式微具，原意浸失，结果只弄成理智的不发达，似乎文化很低的样子。

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孔子全不如此，全在理性方面，专从现在现实着想，和宗教原质全不相容。总之，梁漱溟先生的周孔教化内容集中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等各篇章中。梁先生甚至预言，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这一路哲学之兴，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将益浸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

梁漱溟先生认为，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性是一种典型的无对文化，这决定了人们不纠缠于对物的文化，而是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国人便不再向物进攻，亦更无从而攻得入了。宗教在中国，有其同于他方之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独具之特殊的情形……最早之图腾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即其一般的情形。

[28]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3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化要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70页。

人的思想知识以至各种学术，亦无不导源于宗教。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